15岁开始打工，34岁为父母暂停事业—电视一姐董卿不为人知的一面
自己走到集市上把抓来的鱼虾卖掉，每天能卖五毛钱就是很好的收入了。
到了七点还要再赶回家，吃口早饭去上学。
每天放学回家，父亲会把所有的农活干完，再去写作业。
因为奶奶不识字，父亲每天晚上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独自把作业完成，再去睡觉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父亲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新闻系。
也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经历，使得父亲深刻感受到，
知识改变命运，读书是唯一的出路。
而且读书要刻苦，只有吃得了苦头，才能过的上好日子。
父亲也把这一套人生箴言传递给自己的女儿董卿，也因此对她要求非常严苛，处处管教。
她的母亲同样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，毕业后与父亲双双分配到安徽淮北。
那时候淮北还是一个小县城，董卿的妈妈不忍心小董卿受乡下生活的艰辛，
便把她寄养在上海的外婆家，董卿的童年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。
1929年，董卿回到父母身边上小学
幼年时的董卿和父母
小学起，她仿佛不再有快乐。
从7岁起，父亲就让董卿每天洗碗。
小小的她踮起脚也够不到洗碗池，父亲就要求她站在小凳子上洗。
除了洗碗，还要学拖地等家务。
小董卿被累的拿不动拖布时，她试图用可怜巴巴的眼神望向父亲，希望可以免去今天的家务，但是得到的是父亲更为严厉的目光。
每到假期，母亲就会给她一张书单，上面是要求她朗读的书。她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里读完名列其中的书，而且要抄写下来其中的成语。
刚上小学的董卿字尚且没有认全，却被要求大声朗诵整本书，每次读的都是磕磕绊绊，非常吃力。
“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成语是什么。爸爸说四个字的都叫成语，于是有一次我就把‘回维也纳’抄在了本子上，结果还挨了说。”
因为家住的地方挨着一个学校，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把董卿从床上拎起来，要求让她到家门口淮北中学的操场上跑一千米。
董卿回忆说，“那时候学生出早操，我一个人在400米的跑道上跑步，感觉特傻，
整个学校的同学老师好像都看着你，像阿甘一样。”
对董卿来说，她最痛苦的，是在吃饭的时候父亲的训斥。
很多时候，一家三口正在吃饭，父亲说起一个话题，总是能引申到她身上，然后滔滔不绝的教育起来，
“这里错了，那里错了，这里做的不好，那里可以做的更好一点，没有一句表扬，所以我总是一边哭一边吃饭。”
父亲的魔鬼教育让幼年的董卿备受煎熬，甚至一度对父亲充满怨恨。
她最期盼父亲出差，这样就可以轻松自由几天。
在父亲的严苛管束下，董卿自认为与快乐无缘。
十岁左右的小姑娘正是爱美之时，但在父亲眼里，打扮都是在浪费时间。
他不允许女儿打扮，甚至不喜欢她留长发，照镜子。
父亲常说：“已经长成这样了，照镜子还能照更好看吗？”。在他看来，这一切都是在分散注意力，“非常耽误学习”。
有一次，董卿的妈妈买了一块布料，打算为女儿做一件新衣服。
正当母女二人兴高采烈地讨论如何裁剪时，父亲突然用严厉的语气打断了她们：“衣服旧了改一改不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布料？”
父亲告诉她，“马铃薯再怎麽打扮也是土豆”，
在父亲眼里，董卿就是那个不需要打扮的小土豆。
花心思打扮也是徒有其表，倒不如多读书充实自己。如果觉得读书太过无趣，可以参加社会实践找乐趣。
2.像仓鼠一样奔跑
“我那时候各种零工都干过，宾馆清洁工、商场售货员、广播站广播员……”
从初中毕业开始，董卿对于寒暑假的回忆，只有两个字——打工。
父亲在报社工作，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。
每到董卿放假，父亲就会拿起电话，拨通他的朋友的号码，重复着一样的开场白：“我女儿放假了，你那里还需要人干活吗，我们可以不要钱的。”
董卿的每个假期，都不停的穿梭在父亲安排的社会实践里。
她像一个小陀螺一样不停转动，带着疲累迷茫的神情，这边的零工刚做完，又转到了下一个地方。
挣来的工资是每天一块钱，靠着这酬劳，她挣来了人生第一辆自行车。
父亲幼年的勤工俭学是为了挣学费，是生活所迫，
但董卿的打工是完全被父亲所支配，没有反驳的余地，这让她多少有些不解和怨气。
在一个暑假，董卿在一个宾馆做清洁工。
第一天到宾馆的时候，给她安排的任务是打扫十个房间，一共二十张床，要把床单被罩全部更换。
那天董卿望着凌乱的房间有些手足无措，不知从何下手打扫。
当她想要更换床单时，发现自己根本抬不动沉重的席梦思床垫。
“我两个手抬都抬不动，还要一手抬着床垫，一手迅速地把床单塞进去，然后再把四周叠成平整的90度角。
一上午只干了两个房间，别人都去吃饭了，我还在那儿傻乎乎地干着……”
到了中午主管来检查时，她还在笨拙地整理床单。“小姑娘，别人都去吃饭了，你这样下去，还要不要吃饭了”。
从小要强的董卿听到这话，感到特别丢人，低头不语，但手还在忙着不敢停下来。
后来她听到外面杂乱的脚步声，发现已经是午休时间了，别人都去休息了。
望着面前还未整理好的床铺，还有手里大大的床单，她又无力又委屈。
眼泪正在打转，她抬起头，发现父亲不知何时站在了旁边。
委屈的心情终于爆发，董卿崩溃大哭：“太累了，我太累了，我干不了这个。”
嚎啕大哭的女儿并没有让父亲心软，他只是摸了摸董卿的头，说了一句“再坚持一下吧”。
那个绝望的午后，父亲的到来没有给到她一点宽慰。
窗外的阳光依然刺眼，身前的床垫依然沉重，擦干眼泪，她还是只能靠自己，艰难地挪动着。
年少的董卿不懂父亲的严苛无情，甚至会悲伤到在日记本上写下“活着还有什么意义”。
她说，儿时的自己就像一只轮子里的仓鼠——永远在奔跑，却永远跑不出父亲设置的枷锁。
3.一场释然过去的酒局
对于一直被约束的董卿来说，上大学是一场期待许久的逃离。
1991年，18岁的董卿考入浙江艺术学校。
去艺校报道的那天，父亲送她到学校，帮她整理好床铺。
从家到学校的一路上董卿很兴奋，除了进入自己梦想的院校，更多的是终于离开了父母，可以自己掌控生活。
父亲大多时候是沉默不语，一改之前严肃的神情，眼里多是不舍。
但是董卿沉浸在进入大学，脱离管制的兴奋当中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父亲的变化，不停催促着父亲赶紧回家。
在送父亲出校园的路上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发现父亲脸上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见过的表情，
变得有些依依不舍，眼里似乎泛起了泪花。
或许是不知道怎么用温柔的方式表达，父亲只是轻声说了一句“你自己小心点吧”，就走出了校门。
夕阳西下，她呆呆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，却没有读懂父亲的落寞与不舍。
大一放假回家，一家三口在爸爸的提议下，难得出门下餐馆吃了顿饭。
吃到一半，父亲突然倒了一杯酒，举起酒杯，说，我敬你一杯吧。
董卿有点意外，又听父亲说：“我跟你道个歉，我想了想，这么多年，我对你有很多方式不对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
她举着酒杯，很多话如鲠在喉。当一向严厉的父亲变得温柔，她却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心酸。
那顿饭，从来不喝酒的她和爸爸一起喝光了一瓶白酒。
后来董卿远离家乡在外打拼，常年奔波在各个城市做节目。
每次站在台上，她都会不自觉地寻找父母的身影，期盼着有一天，父母能够来现场看她的节目。
董卿和父母
一次，她去浙江湖州做节目叫《欢乐中国行》，
那个地方离父母当时所在的嘉兴只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车程。
于是她拨通了父母的电话，邀请他们过来看节目。
在董卿的极力动员下，两位老人来到了活动现场。
父母先来到了她住的酒店，想多看一眼自己的女儿。
但节目开始前的准备活动极其忙碌，董卿作为主持人忙的一刻不停，无数的导演，撰稿人都在找她核对台上的内容。
看到风尘仆仆赶来的父母，董卿匆匆地跟他们说了一句“你们坐”，
转身又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。
父母二人坐在酒店的一个角落里的椅子上，父亲手中还紧紧攥着一个塑料袋。
母亲的目光随着忙碌的女儿的身影走来走去，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静静地坐着。
节目开始以后，董卿站在台上，注视着台下几万人观众，放眼望去，她甚至不知道父母坐在哪个位置。
十一月的晚上，寒风瑟瑟。
节目的录制是在户外，每个人都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，
她的父母就在这样小凳子上坐了三个小时，静静地陪着女儿录制完了节目。
节目结束以后已经是深夜十一点，父母站在酒店大堂等着女儿。
董卿再次见到父母后，劝说他们住一晚再走，
母亲摆摆手说：“不了，你太累了，赶紧睡觉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”说完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了她，然后又连夜赶回了家。
回到房间，董卿打开袋子，看到里面是一个铝制饭盒，饭盒里装着母亲给她炖的阿胶。
在那个夜晚，累了一天的董卿躺在床上，周围都重新安静了下来。那一刻，她突然特别特别想念自己的父母。
她的脑海里，像过电影一样，回想今天的事情。
她在想父母是什么时候进的她的房间，又是什么时候走出的房间。
她在想，她把最好的笑容都留在了台上，但是为什么留给父母的却太少。
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小心翼翼，不敢给她打电话，生怕打扰她工作。
按下那心中默念了无数遍的号码之前，都会再三考虑，是不是会打扰女儿休息或者做节目，给她打这个电话，会不会给她添麻烦。
“我发现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，他们跟我说话也小心翼翼了，那一刻我就知道，他们真的老了。”
想到这里，她特别难过。
自己是万众瞩目的主持人，父母走在街上都会倍感光荣，会引来众人的羡慕。
但是除了这些光鲜的名气，她好像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。
从那以后，董卿特别恋家，想要多陪在父母身边。
2007年，董卿决定暂缓一些工作，进入上海戏剧学院攻读艺术硕士专业。那个时候的她已经成功地主持春节联欢晚会，处于事业的上升期。
事业和学业的双重压力常常让她心力交瘁。
但是她依然觉得十分幸福，因为那个时候，是她工作以来，离父母最近的一次。
每次回家，她都喜欢按响单元门的呼叫铃。
尽管她有钥匙，但是她觉得这样可以提前一会儿让父母知道，他们的女儿回家了。
“每次单元门打开后，抬头就会看到母亲站在楼梯口望着我上楼。”
这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自己想念的人的幸福，是在工作中体会不到的。
4.永动机也会有迟钝的一天
董卿开始越来越忙。
她形容儿时的自己像关在轮子里的仓鼠，如今的她像奔走在各大节目的永动机。
随着知名度的上升，工作量也在不停增加。
最忙碌的时候，她每年要主持超过1300场晚会，每天的工作时长超过14个小时，每天一睁眼的生活，不是在主持节目，就是在准备主持节目的路上。
她享受着一刻不停的前进带来的成就感，不敢停下来，更不敢出错。
她几乎复刻了父亲当年的勤勉，把吃苦严谨的性格刻在了骨子里。
2009年舞台，董卿在介绍马东出场时，口误把其姓名说成了“马先生的儿子马季”，但是在主持节目时丝毫没有察觉，直到出镜结束后，在同事的提醒下，才猛然发觉。
虽然对于这次的失误，很多人表示理解，这不是什么大错，失误人人都会有。但是董卿没有原谅自己。
她缺席了晚会的庆功宴，迎着凌冽的寒风，回到家里默默地吃了一份速冻饺子。
躺在床上后的她又开始愧疚反思，想到深处，泪流满面：“那么成功的一场晚会，就被我一个人毁了。”
想了很久以后，她重新整理头绪，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了工作中。
她认为自己是为了工作而生的，“每天收工之后就会特别空虚，落寞，我不知道我除了工作还能做什么。”
就算是永动机，它的转动也有迟钝的一天。
在董卿40岁那年，她开始感到了疲倦。“上台不再有激情，我开始套着模板主持了。”
不停往前奔跑的她决定停下来，放慢脚步，重新休整。
在一次闲聊时，母亲跟她说：“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你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。”
她听到以后忽然鼻头一酸，她发现，母亲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，原来他们已经这么老了。
“她让我觉得，至少我应该做点什么，让她放心吧。”
这次谈话后不久，她放下了手头工作出去留学。
放下了之前的忙碌，不代表停滞，而是停下来寻找新的方向。
只要坚持前进的脚步，就会发现，曾经渴望的各种美好，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失，
而是慢慢沉淀成另一个我们，即使是青春已不再。
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正所谓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。
5.开启新的征程
2016年，董卿投身于《朗读者》的筹建中，这一次，她的身份是制作人。但是只有想法，离成型不知道还有多少路要走。
她形容《朗读者》建立之初的状况是“一个念头在脑中，两页策划在手上，三个散兵起步，四处磕头化缘”。
在为其奔波的一年，上到寻找赞助、嘉宾邀请、主题拟定、文案撰写，下到舞台搭建、地板选择、灯光布景，
为了将纸上的策划变成现实，董卿参与了制作节目的每一个环节，喋喋不休地向每一个问询的人，讲述心中对于新节目的构想。
但是没有制作经验的她四处碰壁：
“筹备的时候哭得更多，经常眼看着事情要成了，结果又不成，一次又一次，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呢！一个人坐在地上哭，哭完继续干。”
无数个时刻，董卿都已在绝望的边缘徘徊，就像那个在酒店打工的午后般的绝望。
但是她的脑海里也不断重复父亲的那句话“坚持一下就好了”。
也在此刻，她再一次体会到了父亲的苦心。
2017年7月8日，《朗读者》开始第一场录制。
站在这个她一点一滴地亲手搭建起来的舞台上，
她读着动听的句子，听着感人的故事，开始不断为别人的故事感动到热泪盈眶。
采访吴孟超院士时，董卿在朗读护士长写给吴院士的信时几度哽咽：
“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，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，记得把我擦干净，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。”
许渊冲，照君夫妇
和许渊冲先生一同朗读时董卿将他的夫人照君也请到了节目现场，
老两口一同笑着、读着、回忆着。
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，许渊冲将与爱人录制《朗读者》的花絮照片，摆在书架最中间的位置：
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。晚一点，他们在天上相见。
在节目录制“眼泪”主题时，斯琴高娃哽咽着朗读《写给母亲》。
也许是触碰到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，在听完后，董卿站在舞台上哭了很久，
在《朗读者》首期节目播出后，董卿收到了一条来自父亲的长短信。
在那条消息中，面对女儿主持舞台也只说了一句“马马虎虎”的父亲，
第一次对女儿讲出了赞许的话，
他说：“我终于知道你想做的是什么了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董卿在节目上说：勇敢的人，不是不落泪的人，而是含着泪继续奔跑的人。
这句话也可以送给她自己。
向前跑，哪怕短暂失望、迷失；别停下，因为远处一定是灯火通明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